“新冠肺炎”疫情，肆虐中国二个多月了。从目前情况看，中国的抗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。在此关键时刻，一方面，抗疫不能松，一定要坚持到底；另一方面，该反思了，该问问我们自己，经险何在？教训何在？路在何方？

1. 人与自然，人与动物界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
实际上，动物是可以包括于自然的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，人高于自然吗？人是自然的主宰者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吗？或者，人与自然应该合谐相处，二者是平等的关系。也许，这正是中国古代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真正含义。从这次“新冠肺炎”疫情的起源看，很可能就是人类乱吃野生动物遭到的最严厉惩罚。如果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，又何来什么“新冠肺炎”疫情呢？

2. 人类社会的最终决定力量，到底是经济还是思想？

马克思认为，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。凯恩斯认为，思想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。这个问题，恐怕不是一个简单问题，不妨允许人们继续争论下去。

3.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，公有制和私有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
这次抗击“新冠肺炎”疫情的主力军，肯定是国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们，而众多私立医院，少有参与者。因此，人们难免要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救死扶伤不是所有医生护士的天职吗？为什么有的参与有的不参与？这种状况与所有制又是什么关系？

4.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，到底是信息完全公开好，还是选择性公开好？

显然，这次疫情演化到今天，是与开始的信息不公开或有选择地公开有关系的。李文亮等人试图公开信息，但遭到了无情“训诫”。随着疫情的愈演愈烈，不彻底公开信息就不行了。信息彻底公开后，也没造成什么混乱，社会仍然稳定，充分证明了人民与党和国家是一条心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能完全公开信息呢？当然，国家机密除外。

5. 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，是只对上好还是主要对下同时也对上？

非常明显，当下我国的各级干部，基本由上任命，与下关系不大，因而只对上，一般不对下。这样，脱节就是必然的。怎样改革呢？如果不把干部置于普罗大众之中，干群不能一条心，又何谈国家强大民族复兴呢？

6. 在社会主义国家，是金钱、官位、名利至上，还是普罗大众、科技至上？

一段时间来，享乐、物质消费、追星等，几乎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。但通过这次疫情，人们充分认识到了，在关键时刻，还是普罗大众、科学技术才靠得住，金钱、名利等等，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因此，人们纷纷提出，国家应该重塑人民、科学技术等核心价值，彻底摒弃物质享乐、追星等庸俗价值。应该怎样重塑呢？特别是对于青少年，应该怎样加强教育呢？

7. 在社会主义国家，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，到底是基本福利，还是赚钱工具？

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，应该是当代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条件，可我们这些年，基本把这些东西市场化了，几乎都成了赚钱的工具。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看，都不是这样。我们这样干，行吗？人民最根本的安身立命条件得不到保证和満足，又有何幸福可言呢？社会主义优越性又何从谈起呢？

8. 在社会主义国家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应该怎样结合？

非常明显，我国这次抗疫，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计划体制，是立了大功的。在很短时间之内，调集了大量的人、财、物力，从而奠定了战胜疫情的坚实基础。但是，市场又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。怎样把握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度，这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。

9. 在社会主义国家，到底是彻底实行法治，还是人治？或者半法制半人治？

是法治，还是人治？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迈过的一道坎。可喜的是，近些年，我国已明确制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。但是，在这次抗疫之中，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些不依法办事的胡作非为。如有的政府机关，居然搞起拦路抢劫，简直无法无天；有的阻断交通；有的私闯民宅、侵犯人权，等等。一般而言，法治是允许人讲话的，人治是不允许人讲话的。可以说，人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顽疾，如不彻底摒弃人治，实行严格的法治，中国何以在现代国家中立足？何以成就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？

10. 中医与西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

非常明显，这次抗疫，起初中医基本未参与，后来参与了，并且效果显著，由此，也带来了新的中、西之争。实际上，中、西医之争不过是中、西文化之争。西医注重分析，讲究严格的化学分解；而中医则注重综合，讲究辩证施治。它们各有侧重，互有优劣。为什么不能互补呢？恐怕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这样，具有中西结合的最佳条件，这是中国人的福气，何必要搞得你死我活呢？互补融通、综合创新，才是出路，和则两利，斗则两伤，难道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

这次疫情，确有一点“试金石”的味道，暴露出了很多问题。当然，以上十个问题不可能全部罗列，肯定挂一漏万。虽然对这些问题一时尚难有定论，也不可能充分展开，但总是可以思考和讨论的。如果连思考和讨论都不行，那还有何话可说呢？